河南文学戏曲作品中的女性法律文化（下）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河南法律文化虽然有着男尊女卑的基本性格，却也蕴含着一定的女权意识。在河南文学戏曲作品中，从崔莺莺到李翠莲，从慈母王婆到恶母赵氏，从唐朝公主到北宋太后……一个个或柔弱或刚强或勇武或奸诈的女性形象，为研究河南女性法律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女性财产继承与家业观念

成家立业是河南人基本的人生目标，如果说“家”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形成的组织结构的话，那么“业”指的就是能够为家带来收益，使家庭或家族得以延续的财产。“家”侧重的是人，而“业”侧重的是使人能够生存与发展的物。因此，依据国法和家规，合理的析产和财产继承，是实现家业常青、家族昌盛的重要内容。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财产继承主要围绕男性子嗣展开，但在特定情况下，特定的女性家庭成员特别是母亲在财产继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在河南文学戏曲作品和继承实践中都有所体现。

    表14.3  涉及财产继承的河南文学戏曲作品中家庭情况分析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三百种古典名剧欣赏》等文献资料整理而成）

从表14.3可见，被继承人的配偶分为两种情况：原配与继室。中国传统社会推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唐代至清代，男性首次正式聘娶的妻子称之为嫡妻或原配，当原配死亡或是解除婚姻关系后，男性再次正式聘娶的妻子为继室，继室虽在祭祀、合葬、服丧等礼制规定上略低于原配，但在法律层面上同样具备妻子的身份，承担侍奉尊长、繁衍后代、相夫教子的义务，其与原配妻子在法律权利上并无区别。河南文学戏曲作品中但凡涉及财产继承诸多波折甚至杀人害命，多是因被继承人的妻子而起。那么，表14.3中无论是作为原配的大娘子还是作为继室的赵氏、杨氏、王氏，能否以妻子的身份继承丈夫的遗产呢？唐代财产继承推行诸子均分制，允许孙子代位继承。《卷席筒》中妻子赵氏是继室，与曹林亲子曹保山并无血缘关系，但按照唐律中“其嫡、继、慈母，若养者，与亲同”的规定，赵氏与曹保山之间的继母子关系与亲生母子关系相同，因此曹林的全部遗产应当由亲子曹保山继承，即使曹保山亦亡故，也由曹林亲孙曹金哥代位继承，但继承财产的子孙必须以亲母之标准奉养赵氏。宋代沿袭唐律中诸子均分和代位继承的规定，但对养子、义子、继子等不同类型的儿子的继承份额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对没有男性子嗣的户绝之人的财产继承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包待制智堪灰阑记》中原配大娘子无亲生子嗣，但从法律上为庶子寿郎的嫡母，妾张海棠为庶子寿郎的亲母，马均卿的全部遗产应当由庶子寿郎继承，作为嫡母的原配大娘子如若能守寡不改嫁，就可以代为管理遗产并抚育教养年幼的寿郎，这从《宋史·太宗本纪》中记载的北宋端拱元年开封“庶子安崇绪告继母冯氏案”也可以得到印证。《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中刘天祥没有亲生子女，属于宋律所称户绝之人，其死后遗产有两种继承方式：其一，妻子杨氏在同族中为他选择继子，称为“立继”，他的遗产由该立继子继承，若继子年幼，杨氏可以代管遗产。其二，刘天祥以遗嘱形式处分遗产，宋律规定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必须是缌麻以上的亲属，刘天祥只能选择侄子刘安住或其他五服以内的近亲为财产继承人。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法律虽有户绝之女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赘婿可以继承财产的规定，但指的是亲生女儿及其赘婿，杨氏之女丑哥为前夫之女随母改嫁而来，与刘天祥并无血缘关系，自然没有财产继承权。明清时期沿袭宋律规定，但乾隆四十四年（1779）增加了寡妇在择立继子时可以“择其属意之人”的规定，但《歧路灯》中并不涉及这一问题，因为《歧路灯》中王氏虽是继室，但谭孝移原配并无所出，只得王氏亲生儿子谭绍闻一个男性子嗣，自是可以继承谭孝移全部遗产，又因谭绍闻为十二三岁的少年，故由亲母王氏代为管理家财，其继承关系十分简单明了。

综上可见，无论作为原配的大娘子还是作为继室的赵氏、杨氏、王氏虽然都没有直接的财产继承权，但都享有财产代管权，同时也反映出传统河南地区以妻子为核心，形成了一个递进式的家业保护模式：首先由拥有血缘关系亲子亲孙或养子来继承遗产，若是丈夫生前无男性子嗣，妻子为丈夫选立继子继承遗产。在此过程中，若亲子亲孙、养子、继子年幼，守寡的妻子可以代管遗产、抚育教养幼子，至其成人再交还家财，成年子嗣需奉养孝顺寡母。这样既可以保证被继承人血脉的传承，使得幼子寡母不至于无所依靠、祖先不至于无人祭祀供奉，又可以守护祖产、传承家业，实现家族的持续发展。

特殊法律身份女性的婚姻继承

在河南女性人物中，皇室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依傍皇权身份尊贵，却又因婚姻继承等进入世俗生活，尤其是唐宋两代的皇室女性，由于唐代东都洛阳与北宋东京汴梁的存在，使得河南普通民众对其日常生活更为关注，又因身份差异无法一窥究竟，于是生出了诸多的想象与艺术加工，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学戏曲作品。

豫剧《打金枝》改编自清代戏剧《满床笏》，讲述了驸马郭暧因妻子升平公主未去给父亲郭子仪贺寿而怒打公主的故事。根据《因话录》和《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在真实的历史中，郭暧与升平公主仅是发生了争吵而已，豫剧中将两人冲突升级以使剧情更具观赏性，但也从普通民众的视角上反映了唐代公主的婚姻特点以及婚后的家庭关系。升平公主的父皇唐代宗是唐玄宗李隆基之孙，也是安史之乱发生后的第二位皇帝，承大位于没落危难之中，多得郭子仪的扶持辅佐，因此唐代宗将女儿升平公主下嫁给郭子仪之子郭暧，以安抚、拉拢、表彰郭家，这桩婚姻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根据旧、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唐代可考的出嫁公主约有132位，涉及约165位驸马，其中约有60位驸马来自像郭暧这样的功勋之家；而郭家自郭暧这一代起，在之后的三代内共迎娶了5位公主，这充分说明了皇室公主婚姻为皇权统治服务的本质。同时，也恰是因为公主婚姻基于皇权的特点，公主与驸马以及与驸马父母的冲突实际上是皇权与夫权、父权的冲突。《打金枝》中升平公主认为自己代表皇室，不应向臣子郭子仪行叩拜之礼，而驸马郭暧认为公主既然为人妇，就应当向公爹贺寿行礼。这种有关公主婚后身份定位的分歧其实贯穿了整个唐代。唐初，因血统不纯正而受到传统世家望族排斥的李氏统治者需要尽快树立皇室的威严与权威，因此，代表皇室的公主在下嫁后并不向公婆行礼，也不与驸马家人同居而是另置公主府独居，在有关夫妻生活、驸马纳妾、财产支配等方面也行使主导权，虽然也出现了太宗时期王珪要求南平公主在下嫁后行拜见礼的特例，但伴随着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一批强势公主的出现，公主的家庭地位直线上升，高宗时期甚至颁布了《公主王妃见舅姑父母勿答拜诏》，要求公主下嫁时公婆向其行礼，夫权、父权完全屈居于公主代表的皇权之下。直到“安史之乱”之后，国力衰退，皇权统治仰赖于重臣功臣扶持，公主在婚姻中的地位也伴随着皇权的衰落而下降，特别是在唐德宗下诏令公主行子妇之礼后，公主在婚姻中的地位逐渐与普通民间妻子儿媳无异。

“狸猫换太子”是河南民众口耳相传的经典故事，它最早来自于元杂剧《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清代小说《三侠五义》对其内容做了改编，使其成为现代民众熟知的包公故事，后又被改编为豫剧《狸猫换太子》，成为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传统剧目。故事中刘妃的人物原型是北宋真宗的皇后、仁宗时期的摄政皇太后刘娥，李妃的人物原型是北宋真宗的宸妃、仁宗的生母李氏，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情节完全是虚构的。根据《宋史·后妃传》的记载，刘娥无子，故将侍女李氏之子赵祯养在自己名下，由杨淑妃抚育照顾，李氏去世后，被追封为宸妃。由于宫廷生活的封闭性，使得普通民众对这一段史实充满了好奇心，再加之刘娥死后，宋仁宗曾开馆查看生母李宸妃的棺椁，更给普通民众创造出无限的想象空间。但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宋仁宗赵祯的生母李宸妃，虽为有品级的嫔妃，但本质上仍是皇帝的妾，而刘娥为皇后，皇帝之妻、皇子之嫡母，教养抚育妾之子合情合法。皇后刘娥在真宗亡故、仁宗登基后被尊为太后，因仁宗赵祯只有十三岁，刘娥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决事，成为母后临政的代表性人物。母后临政是宋代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色，也是河南地区女性意识蓬勃发展的标志。纵观宋史，宋代共发生过9次母后临政，其中4次发生在河南开封，其中以刘娥刘太后临政时间最长，长达12年，这使得民间野史与文学戏曲作品中多有其贪恋权位、意图称帝的传闻与记载，豫剧《狸猫换太子》中刘太后就有一段这样的唱词：“想当年我身居朝阳宫院，挟太子令文武何等威严。实指望篡皇位朝政掌管，谁料想黄粱美梦化灰烟。……此江山不姓刘我心不甘。”一个弄权误国、意图谋朝篡位的母后形象呼之而出。在真实的历史中，刘太后虽然曾身着皇帝衮服参拜太庙，但观其整个临政过程，更多是尽心抚育教导仁宗皇帝，安抚民众，破解政治困局。在生活学习方面，刘太后命杨淑妃亲自照料仁宗皇帝的衣食起居，同时选择明儒大家为其讲习经史，以提高皇帝的道德素养和治国理政水平。在婚姻方面，刘太后拒绝了仁宗喜爱的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美貌孙女，为他迎立平卢节度使郭崇之孙女郭清悟为皇后，原因是郭氏系出名门且端庄贤淑。在政务方面，刘太后调整职官选拔制度、改革科举制度、改革盐茶法、兴修水利与京城城防，更是颁布了提高妇女权益的《天圣令》《户绝条贯》等单行法令。综上可见，刘太后抚育教养仁宗，为其处理政务、维护国家统治的行为，与民间守寡妻子抚育教养幼子、行使主婚权与财产代管权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家国一体政治模式下的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至尊至贵的太后还是贫困低贱的村妇，其行使母权的内容都是一致的，以刘太后为代表的母后临政实际上就是母亲法定婚姻继承权的最高层次、最大范围的实施。

质而言之，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的土壤和基石，河南文学戏曲法律文化是河南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众的影响深入骨髓、经久不衰，传承和弘扬河南文学戏曲法律文化是助推河南法治社会建设的必要之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传承弘扬传统文学戏曲法律文化，重在助推当代河南法治社会建设。第一，借鉴传统文学戏曲精华，弘扬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平正义是传统河南文学戏曲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在当代河南我们应当借鉴传统文学戏曲的精华，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第二，整合传统文学戏曲资源，增益河南普法宣传教育。在河南传统社会中，文学戏曲是重要的普法宣传教育载体。当下应当传承发展这种“高台教化”的手段，整合传统文学戏曲资源，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普法宣传教育机制，使河南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多样化，提高民众对河南法治建设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本文摘自《河南法律史》）